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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 21 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21 章

    到了开封,先住了旅馆。先姐一家和周元瑞先生经不起耽搁,和我们分手先行了。盘缠已不多,爸爸急得生了病。我们5个人在旅馆里住了12天。由于开封的报纸登出了丰子恺抵汴(开封别称)的消息,有几个昔年的学生来访,其他仰慕爸爸而前来访问的人也不少,给流落他乡的我们种种帮助,其中书法家谢瑞阶先生尤为诚恳。

    爸爸病愈后,总是思念东归。有一所小学的领导来访,表示一定能替我们买到火车票。爸爸当然很高兴。他们请爸爸到学校去吃饭,盛情难却,只得去,因病体初愈,由元草哥和我陪去。在学校吃过饭后,他们请爸爸作画,横一张,竖一张,爸爸显然很疲劳。头顶上飞机声隆隆不绝,虽然不是敌机,总有点惊弓之鸟,心神不定。爸爸这次作画,肯定比“艺术的逃难”那次更加尴尬。

    次日早晨,总算把我们一家连行李送上了火车。

    这次上火车,不是往东去兰封方向,而是往西回到郑州。因为爸爸打算从郑州坐京汉铁路南下到武汉。那里有开明书店。在逃难途中,开明书店就好比外婆家。到了有开明书店的城市,总能得到种种帮助。从武汉买长江船票东归,也比重庆买船票方便多了。

    火车抵郑州时是深夜。郑州城里已“戒严”,任何人都不得走动。我们不可能找旅馆,只得把行李放在人行道上,爸爸和元草哥坐在行李上守着。妈妈带着恩狗和我则到马路对面一家敞开大门的玄关里泥地上躺下来打算睡一会儿。我被妈妈安排在里边,她自己睡在最外面,中间是恩狗。刚躺下来,在黑暗中发现这玄关的里边竟还躺着几个男人。妈妈连忙叫我起来,和我调一个位置睡。这件小事我至今一直记得。妈妈对我真好!

    幸而一宿平安无事。天亮后,“戒严”解除,由于盘缠已很拮据,我们马上到火车站要改搭京汉线。那时好像根本没什么排队买火车票的事。我们带着行李直接去月台(即站台)。一个个车厢挤得像罐头食品似的,哪里容得我们5个人带着行李上去。我们失望而归,只得找了一家很差的小旅馆容身。如此一天复一天,眼看盘缠将尽,火车无望。复员竟比逃难还吃力!我想,爸爸的头发,在复员时一定也急白了不少。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我们照例带着行李站在月台上寻找希望。忽然有几个青年从车上跳下来问爸爸:

    “你就是大画家丰子恺先生吗?”

    “你们怎么知道?”

    青年指指我们的行李。啊,原来爸爸防行李丢失或弄错,都一一贴上白纸,用毛笔写上“丰子恺”三字。正是这三个字救了我们。

    这些人都是国民党青年团的团员,这节车厢是他们包下的。他们连忙吩咐车上的人腾出一块空地,帮我们一个个上车。这回的车厢不是中间开门的那种,竟像堆煤用的火柴盒芯似的车厢。我们好容易攀过高壁,跳进车厢内为我们留着的空地上。

    总算到了武汉。这里熟朋友多,爸爸松了一口气。在开明书店的帮助下,爸爸在汉口和武昌各举行了一次画展,这一下就解决了生活问题和东归的盘缠问题。

    满娘和宝姐软姐华瞻哥后来总算在重庆买到了船票。他们经过汉口时,上岸来和我们相会。匆匆一面,知道双方都平安,也就放心了。

    他们走后,我们也买到了船票。搭上了比火车舒服得多的江轮。

    我在武汉生了一场病。据妈妈说,我先是发高烧,爸爸去买来人造冰放在我身旁。后来我身体冰凉冰凉的,妈妈以为我这一次逃不脱鬼门关了。送到一位有名的中医家去看了一次,服了汤药,倒也渐渐好转了。有人说,这种病叫“汉口热”。

    在船上,我吃起饭来饭特别香,吃了三碗还不够,自己不好意思再去添,便由妈妈代添来给我。我还大把大把地落头发。妈妈说,这是因为我生了那场病的缘故。

    爸爸在武汉开两次画展,我因病都没去帮忙。元草哥一人去了。他回来讲给我们听,说在汉口花楼街汉华书局开画展的那次,有一对夫妇看了《兼母之父》的画,竟在展览室中吵起来。那男的指责女的就像画中的女人一样不管家务,女的生气地嚷道:

    “是你自己要管的呀!……”

    终于踏上了江南的土地

    1946年9月25日,我们在南京上岸换火车到达了上海。爸爸后来在《胜利还乡记》一文中说:

    我从京沪火车跨到月台上的时候,第一脚特别踏得重些,好比同它握手。

    那时鲍慧和先生早已回到上海,住在宝山路宝山里45号。爸爸本来托鲍先生在上海为我们租屋,但鲍先生夫妇留我们住在他家,把主要的前楼让给我们住。

    爸爸也写过复员打油诗,我们记得的不多,但毕竟是爸爸写的,再少也得记下来。姑且一并记在这里:

    老周吃午酒,半天在床上。

    宝鸡夏景禹,面上有刀伤。请我住窑洞,

    全席酒一桌,玉堂春一场。西瓜皮翠绿,香蕉颜色黄。

    (抵开封后)老周等不及,慕法已应聘,次日也学样。

    剩下我一家。病魔就赏光。

    (抵武汉后)开明胡经理,请客菜根香。

    一吟生大病,几乎见阎王。幸有冉医生,服药就起床。

    (武汉往南京轮船上。同船姜小姐)脸孔像宝姐,说话蛮出傥。(抵上海)此脚十年前,踏过这地方。

    慧和招待我,殷勤又直爽。

    记者每天来,问我像审堂。

    不久,我们就回故乡石门镇去凭吊缘缘堂。

    那时候回故乡,要坐火车到长安,换小船去石门。抗战前,石门是个很繁华的地方。寺弄更加热闹。爸爸在《胜利还乡记》里写着:

    每日上午,你如果想通过最热闹的寺弄,必须与人摩肩接踵,又难免被人踏脱鞋子。因此石门湾有一句专用的俗语,形容拥挤,叫做“同寺弄里一样”。

    可如今已面目全非。爸爸一直把寺弄比作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现在两旁的房子竟已变了草棚。我小时候读书的接待寺已不见踪影。房屋十之。

    走过木场桥,但见一片废墟。

    这就是我们当年歌哭生聚的缘缘堂吗芽选爸爸忽然说:“喏!我看到石头了。你们看,这块突出的石头,站在上面望下去是运河的水,很危险。我小时候是不敢站的,只有隔壁的王囡囡敢站上去,还做了一个‘金鸡独立’的姿势。有一次我叫别人拉住手站了一会,被你们娘娘(即祖母)责备。”

    爸爸以前常给我们讲这件事。据说染坊司务用长竹竿把蓝印花布挑到架上去晒时,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的。全靠这块石头,给我们指示了老屋以及它后面的缘缘堂所在地。

    缘缘堂只剩了一排墙脚石。在相当于爸爸书房的地方长了一棵两人多高的野生树木。我们在桂林时收到姑婆来信说缘缘堂的烟囱还在,象征“烟火不断”,可如今烟囱也已不知去向。华瞻哥即将去北京就职,他要带一点缘缘堂的纪念品去,便到处找,后来用利器在草地里挖了尺把深,才挖到一块焦木头,依地点推测,大概是客厅门槛或堂窗的遗骸。他把这块焦木头藏在火柴盒里了。

    这天晚上我们住在丰嘉麟大伯的第三个儿子坤益哥家,爸爸喝了很多酒。第二天,我们到杭州去了。爸爸决定在杭州定居。此行就是为了“另觅新巢”。

    湖畔小屋

    杭州本来就是爸爸的第二故乡。我们先到素食处功德林的旅馆部下榻。后来搬到招贤寺住了一段时期。

    招贤寺位在里西湖边的静江路(今北山路)上。那里的路面打了一个小弯。拐弯处有一片废墟,围着一圈墙。人们都称这地方叫“大礼堂”。招贤寺就在大礼堂的东隔壁。

    爸爸买了一架“蔡司”牌相机给我,这牌子在当时是很不错的。我后来就用这相机替爸爸拍了很多照片。我拍照技术差,不过总算给爸爸留下了一些纪念。第一卷内拍的就是招贤寺内的人像。有一天我和爸爸都在走廊内。

    “爸爸,你别动,我给你拍一张照!”

    爸爸一听说要拍照,不知为什么马上举起双手,作了一个“仰天长啸”的姿势。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这张照表示他正在为什么高兴的事而狂欢呢。

    我读书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那时也已从重庆迁到杭州。地点在风景优美的白堤上,孤山的脚下。我上学只要先往西步行,走过西泠桥,再往东走就到了。

    第 2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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